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名卓越的圖書館學家。作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李大釗為北京大學圖書館建設和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圖書館理論與實踐至今仍具現實意義。

　　李大釗與北京大學圖書館的深厚淵源。“北大是黑暗中之燈塔。我個人心中沒有一切，所有者唯北大耳”。從1917年底入職北大直至1927年4月被軍閥殺害，李大釗生命的最后10年與北大緊密相連。入職北大的最初5年，從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釗擔任圖書館主任（1920年7月受聘為教授）。

　　李大釗非常重視圖書館的作用，他認為圖書館是“教育的機關”，要想教育發展，就要使全國“變成一個圖書館或是研究室”。在任期間，李大釗對北大圖書館進行了全方位整頓和改革。1920年8月，《申報》發文稱：“北京大學自蔡孑民任校長以來，特任李大釗氏為圖書館長。李氏本為社會學專家，對於增進文化事業，昕夕籌思，不遺余力，接辦之后，即從整理著手，凡編制目錄、改良收藏及陳列諸事，無不積極進行。”

　　李大釗進入北大工作之時，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涌，十月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現實之際。入職北大，使李大釗與當時中國思想界最前沿的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朝夕相處，共同研討，思想迅速發展，而對北大圖書館的改革，又使他得以充分利用圖書資源和信息優勢，快速了解和追蹤世界先進思潮，為其思想轉向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北大紅樓那間圖書館主任室，李大釗撰寫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述，發起成立中國最早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建立專門收藏馬列文獻的藏書室“亢慕義齋”，建立北京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這間圖書館主任室成為其工作和從事革命事業的雙重陣地。在這一過程中，李大釗完成了其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型，成為我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播火者。

　　現代圖書館理念與改革實踐。在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將現代圖書館理念運用於改革實踐，使北大圖書館完成了從舊式藏書樓向新式現代化圖書館的轉型。

　　李大釗認為，現代圖書館與古代藏書樓有本質區別。古代藏書樓是藏書的地方，“重藏輕用”，但現代圖書館應該是“研究室”，是“教育機關”。為實現圖書館傳遞知識的功能，應當充實館藏，增加與教學科研相關的圖書，為師生提供完備的文獻資源保障。

　　李大釗將這一理論付諸北大圖書館的館藏改革實踐。在建設館藏方面，李大釗採取“兼容互需”方針，引進大批國內外書刊。除圖書館自購圖書外，還通過征求、捐獻、交換等方式收集擴充書刊。他還以身作則，多次捐贈自己珍藏多年的圖書資料。為擴展西文館藏渠道，李大釗通過多種途徑與美國多家機構和大學建立書刊交換機制。1923年，北大圖書館藏書達184008冊﹔其中中文書140000余冊，西文書26356冊，日文書2480冊，雜志15170冊，訂閱雜志近600種，中外報紙40種。藏書量居當時國內大學圖書館首位，全國圖書館第三位。

　　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之時，國內鮮有圖書館方面的專業教育和培訓，更缺少規范化的業務方法和技術。李大釗任職后，即著手國際化和規范化改革。上任不久，就親率工作人員到具有一定西式圖書館管理水平的清華學校圖書館參觀，學習其先進管理方法。經過兩年多的管理實踐並參照國內外的管理經驗，1920年，李大釗親自擬定了《國立北京大學總務處圖書部試行條例》，這是北大圖書館的第一個業務工作章程，對北大圖書館業務工作建設具有奠基性作用。在任期間，他倡導成立了准圖書館委員會——圖書委員會，完成了圖書館運行體系的基本架構：包括建立健全圖書館規章制度、建立目錄體系、資源共享機制、人力資源體系經費、投入保障機制等，這些改革使北大圖書館順利完成了向現代大學圖書館的過渡。

　　北大圖書館成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搖籃。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與北大圖書館實現了“雙向成就”，不僅個人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型，也把北大圖書館變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組織的孵化地。

　　在擔任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寫出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馬克思的歷史哲學》《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一系列論著，完成了思想轉型。李大釗也把北大圖書館變成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基地。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訂購的國內外進步刊物有《新青年》《勞動者》《先驅》及Soviet Russia、TheNewRussia、Communist等10余種，有關馬克思主義及介紹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40余種。他還通過開設《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史》等課程，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引入大學講堂。

　　在李大釗影響下，一批先進青年聚集在其周圍，北大圖書館也成為中國革命的策源地和中共早期組織的孵化地。著名的“亢慕義齋”（“亢慕義”為德文“Kommunis-mus”的音譯，意為“共產主義”），就是李大釗主持建立的北大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圖書室，齋中的很多圖書，都是由北大圖書館轉來或者代購的。1922年，圖書室的馬列藏書已達到數百種，包括德、英、日、俄、漢等各種版本。1936年，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的時候提到：“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就是亢慕義齋所藏的《共產黨宣言》《階級斗爭》《社會主義史》。北大圖書館現存的8本蓋有“亢慕義齋圖書”的德文共產主義文獻，是今天紅色文化教育的重要資源。1920年10月，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三人在圖書館主任室，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稱“共產黨小組”，年底成立“共產黨北京支部”。這是北京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最初的19位成員中，有16位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

　　李大釗圖書館思想的當代傳承與啟示。作為中國現代圖書館事業的奠基人，作為北大圖書館發展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至今日，李大釗的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仍具現實啟示意義。

　　李大釗是踐行職業精神和使命擔當的楷模。李大釗被捕后，在其《獄中自述》的最后一段寫道：“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李大釗一生愛讀書，愛藏書，熱愛圖書館事業，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囑托要保存藏書，“以利文化”，這是文化人的信仰、追求和擔當，也是圖書館人的操守。

　　李大釗是關注教育平等的先驅。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明確主張教育平等：“無論他是什麼種族、什麼屬性、什麼階級、什麼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教育上得一個均等的機會，去發展他們的個性，享有他們的權利。”1919年2月，李大釗在《晨報》撰文指出：“勞工聚集的地方，必須有適當的圖書館、書報社，專供工人休息時間的閱覽。”其后他又主張“多辦市立的圖書館，通俗的尤其要緊。圖書館宜一律公開不收費。”1920年4月，《北京大學日刊》發布“募捐啟事”，號召通過募捐“使人人均有讀書之機會，領受一點新知識、新學說”。主張教育大眾化，實現教育平等，在把“全面閱讀”作為國家戰略的今天，李大釗的這一思想對當代圖書館建設仍具現實影響。

　　李大釗是跨領域融合的典范。擔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期間，李大釗將個人的革命理想、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相結合，賦予了北大圖書館鮮明的“紅色”基因，在中國圖書館發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在“圖書館+”、“互聯網+”成為新常態，提倡打造高品質文化空間的今天，他的思想和實踐仍然為當代文化事業提供借鑒。

　　“紅樓飛雪，一時英杰”。與百年前相比，今天的中國圖書館發展已經進入了數智時代。無論圖書館怎樣變化，李大釗的圖書館理論和基本指導思想永遠不會過時，百年前在李大釗領導下，那一群為愛國進步民主科學而求索的年輕人的精神也永遠不會過時。

　　（作者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