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我國經歷了從啟動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既蘊含著改革概念內涵的演變，也經歷了改革實踐重點的變遷。考察從實行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演進脈絡，有利於深化對改革歷史的認識，洞察改革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和全面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快改變國家落后面貌逐步提上黨的議事日程，實行改革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徑選擇。
1978年4月，鄧小平就《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發表修改意見時指出：“八級工資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當時，工人工資普遍實行八級制。在鄧小平看來，工人工資不一定是八級，還可以考慮多分幾級，這是倡導分配制度改革的開始。9月，鄧小平在遼寧考察時指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這裡既提出了改革主張，也是改革的動員。10月，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這裡已經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並強調了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改革取向。因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已開始使用改革概念，思考改革方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對外開放等維度闡釋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理念得到廣泛傳播，並不斷得到全黨全社會的認同，改革實踐隨之展開。
現代化是任何國家發展必經的過程和階段，推進國家現代化是執政黨的責任和使命。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作為現代化的重點，這是四個現代化概念的雛形。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四個現代化厘定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定格了四個現代化概念的內涵。“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首要任務，改革是因應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而提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因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追求、發展訴求催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此后，人們在闡釋改革必要性時，仍將改革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必須“積極而又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制”。這是從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維度闡釋改革的必要性。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將實現中國現代化與改革直接聯系起來，使改革有了更為充分的理由和必要。
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具體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目的在於掃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滿足人民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准。”著眼生產力的發展評價改革，有利於人民利益的滿足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彰顯。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制定“七五”計劃建議指出：“我們採取的所有改革、開放和搞活經濟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改革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充分彰顯了改革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鄧小平便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國先進技術。1977年5月，鄧小平在約見方毅、李昌等人談論科學和教育工作問題時就指出，我們同國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趕上很費勁。我們要努力趕，你不趕，距離就更大了。在鄧小平看來，“科學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麼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麼可恥的？要花高價把世界上最新的資料買到手”。這裡已經提出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建議，通過引進縮小發展差距。8月，鄧小平在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時再次強調：“自己研究和引進技術結合起來。人類的成果為什麼不用？”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實際上對經濟體制、管理體制提出了改革要求。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世界范圍內興起的新技術革命，對我國經濟發展是一種新的機遇和挑戰，要求我們的經濟體制“具有吸收當代最新科技成就，推動科技進步，創造新的生產力的更加強大的能力。因此，改革的需要更為迫切”。對外開放催生改革，不改革難以適應對外開放的要求。在鄧小平看來，“對外開放也是改革的內容之一，總的來說，都叫改革”。因此，對外開放是促成改革的重要因素。
經濟是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啟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改革經濟體制的條件已經具備”，“改革是為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著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我們黨也在逐步推進科技、教育體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977年8月，鄧小平在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時提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要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究竟從何著手？看來要從科研和教育著手。”將科技、教育作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突破口，抓住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越來越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戰略性任務。”隨后，1985年3月、5月，中共中央先后頒發關於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1987年1月、1988年5月，國務院先后出台進一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的若干規定、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如此密集出台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規定，說明黨中央、國務院對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的高度重視。
經濟體制改革除與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改革密切相關外，與政治體制改革也密切相關。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已開始倡導政治體制改革。葉劍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在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改革和完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這裡較早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1983年1月，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全面性的系統改革”任務，認為“除機構和經濟方面的改革外，政法、外事、勞動、人事、宣傳、科技、教育、文化、新聞、出版、衛生、體育，以及各個人民團體，總之，一切部門都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實行改革的任務”。這裡就改革涉及的領域而言，已呈現全面改革、系統改革的特點。1985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副總統姆維尼時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僅經濟、政治，還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業。”這裡已提出全面改革的理念和要求。1987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公報提出“繼續實行全面改革”，重申了全面改革的方針。黨的十三大報告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將“必須堅持全面改革”確立為具有長遠意義的指導方針，認為社會主義是在改革中前進的社會，改革是推進一切工作的動力。我國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具體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存在一些缺陷，“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深入，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緊迫的要求”。
20世紀80年代，盡管提出了全面改革的設想，但重點仍在於經濟體制改革。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和鄉鎮企業的興起，在解決農民溫飽問題的同時，壯大了農村集體經濟。城市在計劃、財政、稅收、金融、商業、外貿、價格、工資等方面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增強了企業活力，促進了城市經濟發展。為適應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科技、教育和政治體制也相應進行了改革，積累了改革經驗。
二、以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科學發展為指向的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
經濟體制改革確立什麼樣的目標、選擇什麼樣的制度，是關系改革全局和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問題。1992年，黨的十四大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這是我國經濟制度的系統性重塑和整體性重構，既對經濟體制提出全面改革的要求，也對其他領域體制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成為推動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的動力。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改革是一個復雜巨大的系統工程，“包括經濟、政治、教育、科技、文化體制等各方面的改革，需要相互協調、配套進行”。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體制相互聯系，改革的協調性和相互配套的要求，使全面改革成為必然選擇。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在對經濟體制改革進行系統部署的同時，對進一步改革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加強法律制度建設進行謀劃，全面改革的趨向和特征日益明顯。黨的十五大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改革是全面改革”，這既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背景下改革特點的定位，也是改革的內在要求。全面改革必然要求深化改革，不深化改革難以走向全面改革，全面改革的過程也是深化改革的過程。1993年3月，江澤民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經濟生活中的一些突出問題，有深層次原因，要從根本上解決還得依靠深化改革。”這是對深化改革作用的定位。這裡所說的深化改革並不限於經濟體制，因為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往往與政治體制或科技體制、教育體制有關。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制定“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江澤民強調指出：“實現未來十五年的奮斗目標，關鍵仍在於深化改革。”在謀劃黨的十六大報告起草時，江澤民明確指出：“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部分，以及其他部分的有關內容，都要鮮明地貫徹深化改革的思想。”因此，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主張全面改革的同時，將深化改革提到了重要地位。強調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究其緣由，主要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改革成就和改革經驗的積累、社會發展規律的客觀要求和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需要。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其他相關體制是適應當時生產力發展要求建立起來的，這種體制對於建立新中國經濟基礎和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發揮了積極作用。在短缺經濟的背景下，以計劃方式配置資源是有效的，能確保基本的社會公平。但隨著實踐發展，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日漸顯現，不進行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就難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宏大的系統工程，需要多方面體制機制的支撐和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對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我國改革是在實踐探索中逐步摸索、逐步推進的，“摸著石頭過河”是改革的行動策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既有體制機制的構建，也有實踐經驗的積累。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有了十多年來改革在各個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積累的經驗，也具備了實現改革整體推進的條件。這就需要進行總體設計，需要強調體制和政策的規范化。”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是改革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邏輯結果，局部改革為全面改革、深化改革積累經驗、創造條件。
社會是由多方面要素構成的，各方面協調發展才能實現社會進步，其中一個方面滯后就會形成“短板效應”，影響社會發展的實際進程和社會進步的整體水平。到2000年，我國完成了“九五”計劃，實現了現代化建設第二步戰略目標，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既顯示了改革開放的顯著成效，又提出了全面改革和發展的迫切要求。江澤民指出，“社會主義社會是全面發展、全面進步的社會”，全面發展、全面進步必然要求全面改革、深化改革。同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繼續全面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面改革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