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視角下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及其歷史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提出和實施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和一整套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敵后根據地軍民廣泛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等游擊戰的戰術戰法，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戰爭的钱柜娱乐app：大海之中。”這充分揭示了敵后戰場與抗日游擊戰的地位和作用。但是長期以來，在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戰等歷史問題上，仍然存在一些錯誤認識。歷史虛無主義觀點錯誤地忽視或貶低中國共產黨以及我們黨領導的游擊戰的歷史貢獻，意圖以此虛無黨領導的抗戰史。對此，我們必須嚴厲批駁、嚴肅澄清。事實上，爬梳相關歷史材料可以發現，無論是國民政府、日本軍隊還是西方人士，都曾從各種角度証實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基於此，本文擬通過多重視角、引証多方史料，充分印証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戰的重要意義與深遠影響。

“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

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很早就針對那種指責中國共產黨隻打游擊戰、不打正規戰的論調指出：“有人貶低游擊隊的領導人，說他們為什麼不更頻繁地攻擊敵人的大據點。這種批評往往是由於對情況不了解。缺乏軍火工業是一個根本的弱點，即使想出巧妙的辦法也無法完全克服……因此，他們不得不選擇打速決的、得過於失的戰斗。”他還指出：“同那些接受盟國重要援助而卻躲在安全的基地裡無所作為的軍隊對比起來，他們的戰績是很可觀的。游擊隊的領導人這樣反問批評者：要是盟國對蔣介石封鎖五年，像他封鎖解放區不給一點援助一樣，蔣介石能夠維持抗日多久？”（﹝美﹞埃德加·斯諾：《為亞洲而戰》，新華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頁）曾在抗日根據地生活多年的英國教授林邁可也提醒，在評價中共抗戰成果時要考慮一點，即中共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外援，“我曾看到，有人使用的步槍是歐洲19世紀90年代制造的。彈藥幾乎完全靠從日本人手中奪取”。他因此對一個前日本軍官說：如果八路軍有數量充足的外援，“他們就會在一年內把你們趕出中國”（﹝英﹞林邁可著，楊重光、郝平譯：《抗戰中的中共——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歷的記述》，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頁）。

實際上，國民黨對此亦有所認識。國民政府軍委會駐八路軍聯絡參謀之一的陳宏謨表示：“我們曉得八路軍是長於游擊戰的，假如硬要說他有缺點的話，那作正規戰對他是一個缺點，不過這責任不應由八路軍來負，因為他無重武器。”（《從前線歸來，陳參謀暢談對八路軍印象》，《新中華報》第13號，1939年3月19日）而作為游擊戰的作戰對象，日軍更是認為，“共軍的游擊戰術巧妙，其勢力與日俱增，廣泛地擴大了地盤”（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華北治安戰》上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頁）。他們還感慨：“共軍的行動輕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無法捕獲。相反，日軍卻多次遭到共軍的伏擊。”（《華北治安戰》上冊，第157頁）后來在華北廣泛開展的地道戰，更是令其苦惱不堪，“總像是在和鼴鼠作戰一樣，曠費時日，真想舉手服輸”（《華北治安戰》上冊，第469頁）。日軍還對比了國共軍隊的戰略戰術：“從作戰成果看，重慶軍比較容易擊敗，而要捕捉、消滅採取退避分散戰術的共軍則極為困難。”（《華北治安戰》上冊，第264頁）有的日本軍官甚至說：“對神出鬼沒的共軍每天都要進行神經緊張令人恐懼的戰爭，不如打一次大規模的戰斗反倒痛快。”（《華北治安戰》下冊，第169頁）中共游擊戰的奇效由此可見一斑。

“共產勢力掌握著主導權”

當時，中共抗日游擊戰的奇效也引起了國民黨的關注。1938年10月，蔣介石在武漢召開高級將領會議，朱德受邀參加，並在會上提出國共兩黨舉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的建議，蔣介石予以採納，並要求擬定具體實施計劃。其后，周恩來、葉劍英研究制定了游擊干部訓練班教育計劃大綱。11月，蔣介石邀請周恩來、葉劍英參加南岳軍事會議。這次會議確定自七七抗戰開始到武漢失守為第一期抗戰，以正規戰為主，爾后為第二期抗戰，實行“游擊戰重於正規戰，變敵后為其前方，用三分之一力量於敵后方”的方針。

為了培養游擊戰人才，國民政府軍委會在衡山舉辦了三期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聘請葉劍英等中共將領為教官，傳授游擊戰戰略戰術和政治工作經驗，周恩來也曾到訓練班視察與授課。1939年新四軍提交了一份游擊戰報告后，蔣介石曾復電葉挺、項英說：“所陳各節頗有見地，已令擇列教令，以供我游擊各部隊之參考。”（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編：《新四軍·參考資料》第2冊，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頁）這無疑是在向中共學習游擊戰的打法與策略。

但后來，國民黨的游擊戰效果明顯不佳。他們先后派了近百萬部隊到敵后打游擊戰，但基本堅持不住，很多甚至投降當了偽軍。1944年，葉劍英向中外記者參觀團介紹：“總計開到華北、華中敵后戰場的國民黨軍隊，原來不下一百萬……由於政策錯誤和受不了艱苦磨煉，絕大部分被敵人消滅或投降了敵人，留在原地的及撤回后方的為數甚少。”（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13頁）而早在1940年，日軍便認為：“國民黨游擊隊的投降傾向顯著，已至日趨沒落之地步。與之相反，共產黨八路軍所取得的地盤，則佔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區。”他們還將國共游擊戰作了比較，認為“國民黨系統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故在國共並存的地區內，共產勢力掌握著主導權”（《華北治安戰》上冊，第157頁、第201頁）。

“政府和軍隊真正是人民的”

國共游擊戰的效果之所以大相徑庭，其重要根源就在於國共兩黨所堅持的抗戰路線不同。國民黨雖然仿效游擊戰，但仍是片面抗戰，沒有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相反地，中共領導的游擊戰爭是全面抗戰，廣泛發動群眾並得到民眾支持。美軍觀察組成員戴維斯在報告中寫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共產黨政府和軍隊是第一個……得到積極而廣泛的群眾支持的。他們之所以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政府和軍隊真正是人民的。”（﹝美﹞約翰·佩頓·戴維斯著，羅清、趙仲強譯：《抓住龍尾——戴維斯在華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46頁）

美軍觀察組還將延安與重慶加以對比。如雷蒙·拉登便明顯感受到“那裡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與敵人交手的願望。”他還指出，中共“高級的領導人無一例外都是久經考驗的老戰士，能給人民提出充滿活力的綱領。毫無疑問，目前他們是中國最現實、組織最嚴密、意志最堅決的組織”（資中筠：《追根溯源:美國對華政策的緣起與發展（1945—195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2頁）。戴維斯則認識到：“蔣的封建的中國，不能長期與華北的一個現代化的、有活力和有人民擁護的政府並存”，“共產黨將在中國存在下去”（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頁）。

關於中共游擊戰獲得民眾的支持，日軍更是深有體會。他們指出：“游擊隊八路軍特別注意者，即為與民眾之關系。八路軍由裝備之點觀之，與精強之日軍相比，自是不成問題，然彼等甚能遂行游擊戰者，系因民眾有力后援”（《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新四軍與中國共產黨》，太行《新華日報》1944年印行，第8頁），“共產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華北治安戰》上冊，第312頁）。

“共產黨人恰好是抗擊日本兵的強硬對手”

群眾為什麼幫中共游擊隊？首先，共產黨真抗日，保護老百姓生命財產安全。日軍曾說：“八路軍游擊隊不僅與黨、政、軍、民有著密切的結合，而且干部、士兵也均抱有對主義的信仰和正確的政治態度。”（《華北治安戰》上冊，第407頁）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也指出：“中共軍與日軍進行戰斗，其目的在於爭取群眾。他們爭取的對象是農民。”（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著，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譯：《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1號作戰之一河南會戰》上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4頁）美國記者白修德同樣看到了這一點：在中國農村，“日本兵來了要殺人，共產黨人恰好是抗擊日本兵的強硬對手”。他還驚奇地發現，國民黨游擊隊有時為了得到百姓的幫助，竟然謊稱自己是八路軍（﹝美﹞白修德著、崔陣譯：《中國抗戰秘聞——白修德回憶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頁）。

其次，中共軍隊守紀律，軍民關系好。日軍曾報道：“八路軍將兵中，有八項注意，言辭和氣，買賣公平，借物必還，破壞器物必須賠償。八路軍為民眾如此，使與民眾關系良好，作民眾武裝組織，直接間接使協力游擊戰。”（《敵人口中的八路軍新四軍與中國共產黨》）陳宏謨也曾說：“八路軍與群眾關系的密切，可說是他的一個特點。他們將群眾利益看為至高至上。不但如此，並在積極方面盡力援助群眾，軍政民是真可稱為一家了。”（《從前線歸來，陳參謀暢談對八路軍印象》）

最后，中國共產黨具有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日軍曾如此描述中共：“敵區的居民，被動員起來，密切協助共軍抗戰，達到所謂軍民一致的狀態”，“他們是黨、政、軍、民結成一體的組織……從而使我方單靠軍事力量無法進行鎮壓”。他們因此不得不承認：“中共掌握農民大眾的方法極為巧妙，已在華北各地施行。此點，日本望塵莫及。”（《華北治安戰》上冊，第445頁、第411頁、第97頁）

對於貶低中共抗日游擊戰的歷史虛無主義論調，鄧小平曾批判道，有些人“有一種特殊的本事，慣於罵八路軍‘游而不擊’‘隻宣傳，不打仗’等等。然而民眾偏能從事實上去認識真理，民眾懂得，這種人所罵的，不是八路軍，而是他們自己”（《鄧小平文集（1925—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59~160頁）。總之，歷史雄辯地証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游擊戰是在武器裝備處於絕對劣勢的條件下所採取的軍事戰略，極大發揮了人民軍隊善於發動群眾和打游擊戰的特長，在實踐中獲得了巨大成功，對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作者：盧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黨建部副主任）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