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博超
2016年09月14日08:06 来源：检察日报
日前，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今年共通报325起扶贫领域突出问题。在通报的325起案例中，约有218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比67%。“村官”成为主要的违纪群体。
中央的扶贫好政策，要落实到生活在乡村的贫困户身上，才算真的好。中央的惠农扶贫资金，从国库拨出，经过省市县乡村，一级一级，一环一环，最后一分不少地“平安抵达”贫困人员手中，才是真的惠农扶贫。
为了扶贫资金的“平安抵达”，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的预防工作。从预防角度来说，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经手部门，每一个经手的具体工作人员，都是廉政风险点，都是预防工作对象。从设立宏观层面的扶贫政策，到完善资金监管的财务制度，乃至微观层面的扶贫人员情况的统计、核查、扶贫资金的发放，需要环环相扣，处理好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扶贫资金“平安抵达”。监督部门从预防宣传，到跟踪监督，从揪出“蛀虫”，到查漏补缺，都是为了扶贫资金的“平安抵达”。
从检察机关查办的诸多扶贫腐败案例来看，把扶贫资金当作“唐僧肉”来盯着的人，各个环节都有。村官作为其中一个环节，本不奇怪。但从现在通报的案例来看，超六成的腐败问题发生在村官这个群体，就不能不引人发问了，也不能不引起有关部门重视了。
扶贫领域的腐败集中发生在“村官”这个群体，让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扶贫这个“木桶”的短板在哪儿。它提醒有关部门：我们设计严密的扶贫资金发放制度在最后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贫困人员的“救命钱”已经到了他们身边，却被装入了“村官”的口袋。它也提醒承担监管和廉政预防责任的部门，“村官”可能是整个廉政预防体系的薄弱环节。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把中纪委通报的情况看作一记警钟，就不能仅仅看作是敲给“村官”听的，也应该是敲给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