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君主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很容易成为昏庸之主，加上手握无限的权力，这个昏庸之主很容易变成只顾自己享受、不管人民死活的暴君。然而，每当君主有变为暴君的趋势之时，朝廷的大臣由于受了“民本思想”的影响，总有人出来诤谏，甚至不惜拼死为民请命，使中国古代的政治不至于掉到黑暗的深渊里去。

中国自秦汉以来便是亚洲的大国强国，四周的邻国则是小国弱国，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走上军国主义的路子，内部武装，对外侵略。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中有一个和平精神，所以，中国古人不大颂扬武力。古代诗人很多，但绝少颂扬战争的作品，有人也以诗来描写战争，但都是写战场上的惨象，流露出对战争的痛恨。一个君主当他得胜归来，也许会受到臣子们的赞美，但那只是一种讨好与谄媚，后人对前代君主战争的褒贬才是真正的评价。我们发现君主内政的修明常得到后人的歌颂，而对外战争的胜利却很少受到后人的歌颂，这和西方人经常歌颂凯旋回来的战士完全不同。中国自战国时代以来，民族意识不断地扩大，“诸夏”的范围本来很小，只限于黄河下游一带，其后不断扩大，扩大到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长城以北，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在战国以后是注重文化而不注重血统的，许多非汉族血统的人只要接受中国文化，中国便承认他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例如汉武帝时代，汉朝和匈奴是敌对的，然而汉武帝临死托孤的辅政大臣之一的金日磾便是接受汉化的匈奴王子，汉人不但没有歧视他，连汉武帝也不怀疑他有二心，主要是当时汉朝君臣都不重视血统，而认为文化才是民族的分界，金日磾血统虽属匈奴，文化则为汉族，因此汉人把他看成是同族。唐代安史之乱，安禄山虽是胡人，但唐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歧视和怀疑胡人，仍然重用非汉族的将领，如平定安史之乱的主将李光弼便是契丹人，其他立功的将领非汉族者尚多，不过，这些为唐室效忠的将领多汉化已深，虽然血统是胡人，就文化来说则是汉人，所以唐政府也就很放心地任用他们了。唐代宰相共三百六十九人，其中为外族者三十二人，几乎占十分之一之多，不过这三十二位血统为外族的宰相在文化上早已汉化，所以唐朝君臣